九龙城寨的登记持续了三天。
第一天收网了一批通缉犯，第二天又筛出十几个试图用假身份矇混过关的，到第三天中午，龙津路登记点上空的扩音器终於换了一句台词——“各登记点將於今日下午五时正式关闭，请尚未登记的居民儘快前往。”
语气依然温和，但谁都听得出来，这是最后的通牒。
在这惊心动魄的三天里，联合工作组全体人员亦是咬牙撑到了极限。城寨外围的重型铁马与黄黑警戒线未曾撤走半步，每日清晨六点，联合道、东头村道、贾炳达道三大登记点灯火通明，直至深夜十点，最后一批房屋署职员方才收摊核对帐目。
军装警员更是开启了三班倒的极高强度连轴转。换班退下来的警员甚至顾不上回家，卸下腰间枪套，便径直缩在贾炳达道公园旁的大巴车里拥著警服小憩。
第三天中午，李树堂站在指挥车旁边，翻完最后一页行动匯总报告，把文件夹合上递给旁边的副官。
三天，共抓捕通缉犯和逃犯共四十七人。没有警员殉职，没有居民骚乱，没有发生任何一起需要上报警务处的意外事件。
“辛苦了，把报告整理归档吧。”
“是！”
李树堂当然知道，有些失踪的人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报告上，但那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事。酒厂做的事，他不过问，也不想知道。
陆晨跟他说过——城寨里有些钉子是锤子敲不掉的，得换別的工具。作为港岛警务处长，他原则上对此持保留態度；但若站在全港数百万民眾的角度，他选择假装看不到。
隨著登记结束，房屋署的统计数字也摆上了卫奕信的办公桌：三万三千四百余户，共计四万九千三百余人完成登记。
这数字比预估的多出了將近一成，算下来人口密度高达约 190 万人/平方公里，是港岛平均密度的 100 倍以上，成为了人类歷史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人类聚居地。
多出来的人里，有的是从未在任何官方记录里存在过的黑户，有的是被上一任租客转租了三手、连业主都不知道姓名的散工，还有的是从內地和东南亚偷渡进来之后已经在城寨生活了十几年、娶妻生子、但身份证明文件只有一张发黄的红纸出生证的人。
面对这份烫手的名单，卫奕信沉吟良久，终究在大笔一挥，落下批示：“凡登记在册者，全部纳入安置序列。”
……
十月十號，搬迁正式开始。
港府早早便在九龙湾、观塘、黄大仙等新建的公屋邨划出了大片安置片区，不过由於人数远超预期，除了政府调配的公屋之外，嘉禾地產和九龙仓地產等房產公司也各自拿出了位於深水埗、长沙湾和黄大仙等区域的廉价公寓和唐楼，以低於市场价的成本价转售给政府作为安置补充房源。
房屋署在分配时优先將老人和有小孩的家庭安排在这些楼里——至少不用挤在偏远工业区，买菜上学都方便。
搬迁首日，房屋署职员提前將密密麻麻的数万人分配名单贴满了每栋唐楼的告示栏，並且还安排了专人在公告栏旁边帮忙解答。
四十辆由九巴公司紧急抽调的双层城巴，自清晨六点起便轰鸣著驶入战场，车队沿著龙津路口一路首尾相衔，绵延至联合道的拐角。装满一辆，下一辆立刻顶上，严丝合缝。
城寨居民们拿著各自的行头，如潮水般从狭窄拥挤的骑楼內鱼贯而出。
有人合力抬著一台极其笨重的十四寸乐声牌黑白电视机；有人小心翼翼地护著掛在铁丝笼里的画眉鸟；更有在城寨苟活了大半辈子老者，攒下的全部家当仅有两个塑胶袋——一袋盛著御寒的旧衣，一袋装著磕碰出缺口的碗筷。
当然，也有人不肯走。比如龙津路口的水泥墩子上，一位鸡皮鹤髮的老太太就紧紧抱著一只漆皮剥落的旧皮箱，死活不肯登上大巴。
她的独生子在登记首日便被查出系重案通缉犯，戴著手銬被押走前，曾隔著人海对著队伍歇斯底里地高喊：“妈！你別等我！你先去新屋啊！”
老太太没有走，三日来，她每日都抱著这只皮箱死守在同一个位置。
房屋署的职员轮番上前耐心劝阻了三次，皆鎩羽而归。最终，还是隔壁熟络的张婶抹著眼泪走上前，蹲下身子握住她乾枯的手掌柔声劝道：“老姐，孩子日后出来找你，住新屋总比在这烂水沟里好找得多啊。”
老太太浑浊的双眼微微一动，紧了紧怀中的皮箱，终於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在街坊的搀扶下迈上了大巴。
排成长龙的九巴车队一辆接一辆地驶离龙津路。
车厢內气氛沉闷，乘客们鲜少言语，只是纷纷把脸贴在车窗上，凝望著后方那座在晨雾中日渐缩小的灰色庞然大物。
有人在此出生，在此盘桓四十载，一生从未走走出过城寨方圆三条街以外的世界；有人偷渡上岸的第一夜便扎进这片阴暗的迷宫，此后半辈子都在暗无天日的楼道里藏头露尾。